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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资讯
 
 
   杨宪益的翻译智慧是一座富矿
 

杨宪益老先生2009年11月23日辞世,走时95岁高寿,功德圆满。这是一个满腹诗书、性情奇崛的老人,一生受过牢狱磨难,也享有跨洋挚爱,讲过酒话,也留下真言。他有名士的风流与淡然,更有知识分子的独立和清醒。

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爱情传奇,一直为世人称颂。我想,他们能连袂完成如此海量的中译英工作,爱情肯定是最重要的动力。他们近半个世纪都在一起工作,翻译了从《史记》到《红楼梦》等百余部古典文学作品,没有深沉的爱,做到这一点是难以想象的。杨宪益常自谦说,他的爱人才是真正的翻译家。正是这位可爱可敬的英国淑女,让杨宪益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翻译之路。我想,如果中国文化真有令世界瞩目的一天,首先要感激的就是这一对伉俪为中西文化交流所铸就的丰碑。

至今犹忆《奥德修纪》

如今媒体论及杨宪益,谈的多是他中译英的工作,而我最早读到他翻译的作品,却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《奥德修纪》。

在整个1980年代,大多数诗人作家,都是读西方文学作品起步的,所以翻译者在我们这代人心中,有着极高的地位。整天在我们嘴边的都是朱生豪、罗念生、草婴、王央乐、赵萝蕤、傅东华这些翻译家的名字,与作家完全享有同样的尊敬。可能对语言天生敏感,那时候,诗人们在一起交流最多的,就是对同一作品不同译本的比较,常常会把自己读到的最好译本,第一时间推荐给朋友。记得我少年时代常做的一件事,就是把一首诗的不同译本放在一起细细比较,借此体会汉语表达的微妙之处,那其实也是一种语言训练。

读了一段西方现代派文学后,很快发现了古希腊文学这个源头,《荷马史诗》和古希腊戏剧语言的纯正与宏大气息,非常吸引。我也由此知道了杨宪益、罗念生、傅东华这些名字,虽然周作人也是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大家,但那个年代我们并不知道。记得当年心目中的名单是,杨宪益译的《奥德修纪》、罗念生译的古希腊戏剧,《伊利亚特》读的是傅东华在1950年代出的一个极老的版本。

我数度搬家,但手边还保存着上海译文社1979年出的《奥德修纪》版本。封面已被牛皮纸糊上了,是我当年从一家小图书馆以10倍的价钱赔付出来的。当时没有复印机,这几乎是我们获得绝版书唯一的方式。翻开发黄的书页,依稀能感受到那个年代读到这些文字的欣喜。那时,我对一切陌生的表述都充满了好奇,都能带动我对文学新一轮的热情。

杨宪益译的《奥德修纪》,并不是诗体版,但我非常喜欢。后来,翻阅过一些诗体版的翻译,感觉都不如这个版本简洁、用语中国味、容易阅读。说起来,诗歌在原文中的音乐性和节奏,是极难通过翻译表达出来的。有时候,硬要用中文的节奏去迎合原文节奏,加上译者又未经过专业的诗歌训练,对中文诗性理解深浅不一,反而容易破坏原诗的美感。荷马史诗原文,是用章节来实现格律的,并不用尾韵,这种格律如译成诗体,在中文中极易变成整齐的豆腐块,反而会非常难看。而散文体翻译,更能呈现出荷马史诗的凝练的表现手法。从这个译本可看出,杨宪益即使对诗体的翻译,也是有自己明确主张的。比如但丁的《神曲》,我最喜欢的也是王维克的散文体译本,后来读的诗体译本,反而感觉没有散文体的更具诗性。因为诗的核心,是表达的凝练,一旦为了节奏和音律,牺牲了原诗的凝练与准确,反而会让人感到不像是诗。

翻译需要“信、达、雅”

上个世纪,中国虽然诞生了很多翻译大家,但在翻译理论和翻译研究上,几乎没什么建树。很多像杨宪益这样的翻译大家,只是埋头于翻译作品本身,并没有把他们对于文学翻译的很多理想和经验,用理论总结出来。这可以说,是翻译界的一个大损失。因为一直没有把翻译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,翻译家们虽然在读者中享有一定的声誉,但其实他们从翻译工作中成会到的成就感还是相对很弱的。这是近年来,文学翻译衰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

至今翻译界提得最多的理论,还是严复所说的“信、达、雅”。因为缺少对翻译家角色的理论认知,很多译者只有独自在黑暗中摸索很久,才会形成一些自己的经验。而这些经验很快随着译者的老去或离世,消散掉了。今天的文学或其他人文社会学科,人们平时接触最多的还是翻译的各种西方文献。虽然近几十年来,有大量的西方文献被翻译成了中文,但由于没有一个相对主流的翻译观,使得今天的翻译界充斥着大量伪劣的译本。一方面译者的汉语功底和领悟力差,使得大量的翻译根本违背了汉语言的习惯,生译硬译比比皆是。如今人们常感到现代汉语变得越来越丑陋、僵化,其中一个罪魁祸首,就是那些伪劣和没有文化操守的翻译文本。

在一切学术模式均源自西方的今天,翻译家的素质,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母语的素质。现代以来,学者们也有过一些对翻译的见解。比如较早的,鲁迅就认为“凡是翻译,必须兼顾两面,一当然力求其易解,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”,傅雷其后提出过“神似”说,钱钟书有过“化境”的主张,这些观点虽然已经把翻译看作了一种与文艺美学相关的范畴,但并没有诞生出与其相关的方法论或更为系统的价值认知。

对于翻译必须达意、传神、符合本民族的语言习惯而显得自然,大概在目前的翻译界已形成共识。但更为重要的,是如何做到两个语种中的信息对等及读者的反应相类似,却是翻译者们极少想到的问题。由于不同的语言语法与风格完全不同,其实要做到对等翻译是完全不可能的。比如歧意语、双关语就极难在翻译中传达,包括由于风俗和社会背景的不同,对一些话语情境的理解,更是无法翻译的。至于语言的节奏和音乐感,更是不可能翻译。我们把古汉语翻译成白话文,都会丢失无数的信息,可想而知把古汉语翻译成白话文,又会有怎样的难度?

杨宪益译本的文化策略

杨宪益和戴乃迭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。由于我英文差,并没有读过他们的任何一种英译本,但读过一些论述他们翻译的资料,更感到这一工作的重要和艰难。

杨宪益和戴乃迭最著名的译本,就是《红楼梦》了。《红楼梦》英文全译本,除了杨戴本外,还有一种译本是美国的霍克斯在1973年的译本,由美国企鹅出版社出版,在英文中译为《石头记》。霍氏译本采用的方法是意译,所以他的译本非常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,在英美世界影响力很大。而杨戴译本更多地采用的是直译,一般人多以此认为他们的译本只适合中国人来读。其实,这正是杨宪益的高明之处。

今天的译者们,多把翻译只看作两种语言间的转化,其实远非如此,它更多是两种文化间的互转。是把一种文化所特有的生活风俗、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等,用比较直接的方式翻译出来,引起另一种文化的惊异,并因此影响另一种文化?还是转化为另一种文化方便接受的语言与表达样式,使其成为其他文化的一部分?这其实是杨宪益和霍克斯在文化策略选择的不同。杨宪益考虑的是,如何把自己民族的文化完整地呈现给一个英语世界,并因此来影响英语世界的文化样式。而霍克斯想的则是,如何最小程度地惊动本民族和读者的文化感受,把《红楼梦》转化成自身文化的一部分。

举几个小例子,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两种翻译上不同了。比如《红楼梦》中常出现的“菩萨”一语,霍译用的是基督教的“上帝”,而杨宪益用的则是原义。再如,中英由于地理位置不同,对“东风”和“西风”理解也完全不同。但汉语中“东风”代表的是春风和暖风,而在英国“东风”指的却是寒风。“西风”在汉语中里和秋天有关,而英国人却喜欢用“西风”来指代春天。霍译考虑到本民族接受的习惯,均把“东风”和“西风”做了置换。最有趣的,是《红楼梦》中“红”应用,在原作中是贯穿书中的重要色彩。在我们文化感受中,“红”和吉祥、喜庆、美女这样的理念连在一起的。杨宪益用的是直译,而霍克斯则故意避开了“红”字,甚至用“绿”来取代“红”。这曾引起翻译界的极大争论。比如对“龙”的处理,比如对“碗”译“盘”的处理等,两者在无数细节上都显示出了差异。

按一般人的理解,杨宪益的译本不够传神,但这恰恰是他的文化策略。杨译是想把中国文化全盘介绍给西方,所以他的立场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崇尚,他要通过西方读者的惊异,来实现他的文化影响策略。而霍译则是以英国文化作为参照,并不想影响英语世界的价值观,所以他在翻译时尽量抹去了两种文化的差异。从这个角度说,翻译往往体现了译者的文化观和政治观。如果在一个国家的翻译文本中,其它文化的特殊意义和样式存在得越多,对自身文化的话语权就会构成越大的损害。是掩饰文化差异,还是突出文化差异,直接关系到对本民族文化的保存。

由于近百年来,英语世界在成为一种价值和文化标准,所以在中国的翻译中,直译成为一种主导力量,翻译者们根本不考虑中国读者的语言和文化习惯,一味突出的是文化差异,这使得中国文化即使在当下的汉语环境中,也成为一种弱势文化。而英美国家的主流翻译观,多采用的是意译,对原文多采用了非常保守的同化手段,使译文符合本土的习惯和政治需求。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在这些译文中被掩盖,文化的陌生感在其中被淡化处理,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霸权意识。

在这个问题上,杨宪益等一些老一代翻译家是有着清醒认知的。所以杨宪益在翻译《奥德修纪》和《牧歌》时多采用意译,译文有很强的中国味,另一种文化的陌生感被减至了最弱,而在翻译《红楼梦》时,采用的却多为直译手法。在这点上,杨宪益先生显示出了极高的文化智慧。

杨宪益、傅雷等很多文化大家都逝世了,我唯一希望的是,这种翻译的智慧不要跟着他们一起消散掉。翻译界真的到了要警醒的时刻!

早在1993年,马振骋就曾和另外六位译者合译了国内首版的《蒙田随笔全集》三册。马振骋回忆,以前多个出版社零星推出的蒙田随笔大多是选译本,翻译者往往不去标明译下了原作多少页,“其实没有真正把蒙田翻译出来”。而译林那次的七个人合译,每个人的理解、行文都不一样,翻译起来“心态很不一样”。同周克希先生独力翻译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一样,从2004年起,马先生决心以一己之力翻译三卷本《蒙田随笔集》。他根据伽利玛出版社《蒙田全集》1962年的版本,还参考了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收在《七星文库》中的《蒙田全集》,真正从法文直接翻译到中文,没有经过英文版本的中介,精确呈现了蒙田随笔的精髓。马先生花了近十年时间,终于完成了近80万字的译著,呈现了一个“完整”的蒙田。

(编辑:2009年12月7日)

 

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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